火车司机工资李镇西:时间未老,青春不散-镇西茶馆

2019年06月03日   admin   69人浏览   0人评论
李镇西:时间未老,青春不散-镇西茶馆

2017年7月1日,农场知青重聚岷江之畔。

当我和魏舫从成都坐动车回到乐山,到达岷江边约定的聚会地德字茶园时,彭桂容和张敏迎上前来欢迎我们,她俩背后,好几个知青朋友也出来了。他们要我辨认,并说出每一个到场的知青。这拦不住我,虽然距离上次聚会也有十年了,但“黄俊强”“李林”“魏群”……等脱口而出;只是李建民我没认出来,前几次聚会没见到他。相距四十年后第一次见他,感觉他变化的确大。其实,他不过是我的镜子而已,我所看到的沧桑的他,就是我自己的影像。
久违的老朋友,见了面自然格外亲切,聊起当年农场的趣事,笑声不断。我给大家讲了一个笑话:“有一次,好像是郭莉还是谁,对王秋生说过几天好像就是中秋节了,王秋生马上笑她,哎呀,你就想吃粽子了?”我话未说完,已经哄堂大笑。王秋生昵称“冬妹儿”,十年前聚会还来了,戴帆而几年前已经因病去世。但愿我的笑话没有亵渎她在天之灵,而性格开朗的她能够听到我们的笑声,并和我们一起笑。

往事并不如烟……
看到四十年前朝夕相处的伙伴们,算起来已经六十左右了,但几句笑话过后,他们全在我眼里恢复了当年的青春形象。

比如张敏,说实话,猛一看她变化挺大的,我第一眼居然没有认出来。心里有些歉意。后来我仔细看她,其实也没有多大变化雪染千纱,之所以我开始没认出来,是因为她发式变了,当年在农场,她温和文静,稳重大方,举手投足透出几分书香气。因为都是教师子女,所以当年和她聊天的时候不少。她说:“我们曾经一起回乐山去赶汽渡轮船,在路上聊天。”我记不得了,但我想应该是的。张敏对人很真诚,那天我在微信和她聊起,说我可能要回乐山,她马上说:“我在峨眉山,如果你要回来,我就回去。”当时我很感动,我说我把魏舫、袁光丽一起拉回来。张敏聪慧,当年我俩是同时离开农场的,她参考高考最后被中专录取。我相信,如果她放弃读中专,第二年重考肯定会考得很好。不过那时候我们都想“早点走”。所以,如果当年我也只被中专录取,肯定也会“早点走”的。那时候的中专,和现在的职高甚至高职,完全是两个概念,其含金量是很高的。

前排右起:魏舫、张敏、杨彦萍、谭金惠、彭桂容;后排右起:魏群、袁光丽、李镇西、黄俊强
魏舫当年在农场就是一个很单纯很透明的女生,成天嘻嘻哈哈“没心没肺”的。在农场我们接触不多,我走后半年,她也考上四川大学离开了农场。我大学毕业后,她、黄俊强、袁光丽、杨彦萍一起在凌云山上游玩。那时,我大学刚毕业即将踏上中学语文讲台,魏舫半年后也即将毕业,袁光丽已经毕业参加工作半年,黄俊强部队专业回来也有了工作,并和杨彦萍已经结婚,总之,我们的人生刚刚开始,对未来充满希望。所以那次大家玩得很高兴。大概五六年前,我和她一起去新都看袁光丽。几十年过去了,魏舫的性格一点都没变,还是那么活泼可爱。和她交往,我完全忘记了她的性别,可以肆无忌惮地和她开玩笑。

1982年2月,我大学毕业,和袁光丽(中)、魏舫(右)游玩乐山大佛寺。

袁光丽当年住我隔壁,我曾在回忆高考的文章中,说当年恢复高考的新闻发布后,就是她和她们寝室的彭桂容、陈培英把我的墙捶的砰砰响:“李镇西考大学啦考大学啦!”这当年知青之间的玩笑,却铭刻进了我的记忆谢耳朵是谁,几十年一直没有磨灭。袁光丽后来也考上无线电机械学校离开了农场,别看她考上的“只是”中专,可那年个年代的中专,尤其是“无线电机械学校”,其中专文凭的分量,不亚于现在的一本本科文凭。袁光丽性格温和,很有内涵。话不多,但能够让人感到她内心深处的善良与正直。她说她虽然不是搞教育的,但从博客时代起,她就一直追我的文字。

隔壁寝室女生:彭桂容(左)和袁光丽(右)。
其他几个女知青也让我想起来就很亲切。谭金惠当年住我寝室的另外一个隔壁。她来农场晚一些,当年的她活泼漂亮,在农场的墙报上,还喜欢写点“十六字三首”之类的小词。今天看见他,感觉她是所有知青中美丽容貌变化最小的之一。
所以说“之一”,是因为还有魏群,当年在农场也是一个可爱的小妹妹,喜欢笑,所以分别几十年后,每次想到她,就想到她纯真可爱笑眯眯的样子。那年她女儿为什么事给我打电话,半天我反应不过来她那句“我是魏群的女儿”的话,我觉得有些凌乱:魏群都还是小姑娘,怎么有一个比她还大的姑娘说“我是魏群的女儿”?
彭桂容,温柔善良的不得了,也是随时都笑眯眯的样子。作为邻居,当时在农场,经常听到她、袁光丽、陈培英还有胡雅丽在房间里嘻嘻哈哈的声音。这次我发现她还很贤淑,看似温柔的她,承担起了这次聚会的全部组织工作。本来她身体不好,还在医院输液,但她输完液便赶来了。我们不只是十分感动幻世录2攻略,还有十二分的过意不去。杨彦平,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标准的一个“女汉子”,因为她力气大,干活时有“铁姑娘”的风范。上次聚会魏群还说我曾经和她扳手腕,居然输给了她。她的男儿气质还体现在她的豁达开朗上,我印象中的她,一直是那么大气。

前排左起:魏舫、谭金惠、魏群;后排左起:杨彦萍、彭桂容、李镇西。

王玉彬,也是我在农场最好的朋友之一。他虽然只是初中毕业,但喜欢文学,这很对我的口味,所以我俩很投机。直到今天,他还说:“我还记得你当时教我朗诵诗:‘红日、白雪、蓝天,乘东风飞来报春的春雁。从大阳升起的北京启程……’”我大为吃惊并感动,情不自禁地一起朗诵:“飞翔到宝塔山头,落脚在延河两岸。……”我说:“这是当年非常流行的《理想之歌》。你居然还背得这么熟!”玉彬性格极为活泼开朗,好开玩笑。几乎所有和他相处的人,都会被他的乐观情绪所感染。玉彬擅长坏笑,每声“嘿嘿”都让人听出“居心不良”“图谋不轨”。不过,别看玉彬满脸都写着“诡计多端”四个字,其实他心肠特别善良,尤其是很讲义气,曾在多方面帮助我。

1978年9月26日,王玉彬专程来我学校看我。我陪他逛望江楼公园。
我读大学期间,他还来大学看我,我陪他逛望江公园。他今天说:“那年我去成都看你,为了省钱,我坐的是装兔子的车。我就趴在兔笼子上,一直坐到成都混迹花都。”几十年过去了,我依然感动,并想象着当年的他在兔笼子上忍受几个小时颠簸的情景。我大学毕业后,虽然因为忙我俩来往少了,但他一直关注着我。他今天说,有一年在路上碰到袁光丽,他俩摆龙门阵,大多数内容居然都是关于我的:我骑着自行车一家一家地家访,我请谷建芬谱班歌……今天见面,他回忆起当时我和他还有程义超三人乐器合奏的照片:“程义超拉二胡,你吹笛子,我吹口琴。”是的,我们都喜欢音乐,常常在一起吹拉弹唱。凡是当过知青的人,一般都会笛子、二胡、口琴。我三样都会,当然水平都很粗糙,但不妨碍我们自娱自乐。他今天见了我依然叫我“西哥”,这是当年农场时他对我的称呼。一声“西哥”让我一下回到了四十一年前,也让我感觉他是我永远的好兄弟。

右起:王玉彬、程义超、李镇西

有“好兄弟”,自然就应该有“好兄长”,这当然就是程义超了。当年在农场,我最佩服的人,毫无疑问是程义超。他比我长一岁,但和幼稚的我相比,他的成熟远不止比我“长一岁”。因为“家庭问题”(1979年以前,中国的老百姓没有几个家庭是“清白”的),他属于那个年代的“贱民阶层”,没能读高中,他的学业止于初中毕业。但他聪颖,动手能力强,其学识在我看来,农场没人能比。关键是他没有因为“家庭问题”而表现出一点点自卑。他总是那么自信、乐观、开朗,多才多艺,加上他性格温和,所以我对他佩服得不得了。

前排左起:李镇西、黄俊强、王玉彬,后排左起:程义超、谭仕江、曹远贵。
对了,还忘记说了,程义超人也长得很英俊——那时候还不兴用“帅”来说一个人的长相。我估计,当时农场里肯定有女知青暗恋他,还不止一个。我和他都喜欢读书,喜欢思考,所以我俩有更多超出和一般知青朋友的共同语言,常常谈论一些超越眼前农场琐事的话题,比如政治,比如文学——用现在很时髦的语言说,就是我和他都觉得“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”。我们也争论。比如他说:“政治总是肮脏的!政治家总是心狠手辣的!”那时候我的思想还“正统”得很,当然不同意,便和他争论。现在看来,他是对的。还有,他说中国当代文学没有什么看头,火车司机工资得多读外国文学。我觉得他这话说得太绝对。现在看来,还是他对了。

1979年11月16日,程义超来成都看我。我陪他逛南郊公园。
他待我真的如兄长般温厚,包括我家里有什么事,他都多次帮忙。我读大学期间,有一次我家电灯坏了,他去我家帮忙修理。我母亲说:“程义超啊,我镇西有哪怕一点点像你这么能干就好了!”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,农场知青们还有农场的领导都纷纷鼓励我去考大学,主要是因为当时家里出了点事,我有些犹豫不决,程义超竭力劝我:“能不能考上是另一回事,关键是你一定要去考!”他又说:“可惜我只是初中毕业,如果我像你一样读过高中,我肯定要去考大学!”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去考了。我永远记得1978年3月3日那天,我和他一起从城里坐船到杜家场,上岸后我们沿着河堤走了四五公里,在路上我们还在纵论天下,谈论当时国家已经发生的变化。走到杨家公社的小街上,便听到邮局的工作人员叫我取挂号信,一看正是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,我一下兴奋不已。当时程义超紧紧抱着我,也激动不已,好像是他考上了大学。我们一起走回农场,他亲眼看到我克制着自己的激动,一点点把信封启开(不是撕开),取出那张改变我命运的大学通知书。

1979年11月16日,我(左一)和程义超(左三)以及他的朋友在成都南郊公园。
我离开农场后,他也考上中专,学医。我读大学时,他曾到学校来看过我。后来他成了一名很有成就的全科医生,但我们渐渐居然失去联系了。这次知青聚会,我首先关心的是,程义超来不来?这次看到他,我真是太高兴了。我俩赶紧互加微信,这样,便可以天天“见面”了。

兄弟情义并不随时间的流失而有丝毫的减弱。

黄俊强,除了“兄弟情义”我实在找不到还有什么可以用来表述我俩关系的词语。我俩当年同住一间寝室,真正的“朝夕相处”。在我最困难的时候,他给我以真诚的温暖和有力的支持。后来我俩同时离开农场,我读书,他当兵。我在大学时,远在东北中苏边境服役的他,还给我保持通信,曾寄给我一张他身着戎装,举枪射击的照片,虽然是摆拍,但其威风凛凛,让我这个文弱书生很是羡慕且自卑。我大学毕业后,他也退役回到乐山工作,我们依然时不时见面。几十年来,他是我一直没有中断联系的知青朋友。

1982年2月,(左起)我、黄俊强、杨彦萍、袁光丽和魏舫在乐山大佛寺。
比起黄俊强、程义超等人,胡中勤当时和我交往不多,但他待人善良真诚,通俗点说就是“够朋友”,这点我印象很深,这次聚会的前一天,他还在群里动员大家尽量来:“确实大家聚一次也不容易,特别是你们在的几位,所以应该珍惜。”我当时看了特别感动。
李林,脾气好,待人好,为人很实在。我又讲了一遍他那个“哈主席”的典故,大家哈哈大笑。李林也回忆道:“可能你都忘记了,有一天晚上我俩一起去收甘蔗,你还一边守甘蔗,一边看书。”我说:“这个我确实忘记了。”不过,他说的这个细节确实符合我的性格。
李云仲当在我眼中是一个可爱的小兄弟,但现在还在上班,上班之余还爱搜集各种奇石,颇有雅趣。余洪亮还是那么老实巴交的,而且看不出年近六旬了。但人家当外公都已经十多年了。也算是占了我们这一群知青中的一个“之最”。

中午,我们在饭馆吃饭,席间大家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,聊到社会,聊到国家,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,但都不一定能说到一路银河巡警加克,毕竟四十年后,各人的生活道路不一样,对人生与国家的感受不同,再加上各自所获取的信息源有差别,思维方式也不一样,所以有分歧也很正常。我赶紧举起盛满豆奶的杯子:“不谈政治,我们还是彼此祝福身体健康吧!”这一句话表达了“最大公约数”高永侠,马上赢得一致的应和:“对对对,只有身体是自己的!干,干!”
在另一桌,欢笑声几乎要把桌子掀翻。原来他们那桌正在“配对”。这是魏舫的鬼点子,她煞有介事地说当年谁“暗恋”谁,一副“揭老底”的样子,大家说魏舫是“斯诺登”,我说他是“郭文贵”。其实她说的谁跟谁好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汉后嫣然,在我看来相隔十万八千里,根本没那回事!但这能给大家带来欢乐,于是在起哄声中,点到的一对对“恋人”被要求喝“交杯酒”。比如王玉彬和张敏,两人都很配合,也煞有介事乖乖地手臂交叉,喝起了“交杯酒”。如此被捉弄的还有好几对。我说:“喝交杯酒的其实都没那回事,相反真有‘那回事’的倒不敢喝交杯酒,因为心虚嘛!比如魏群和胡中勤。”大家都说我“一针见血”罗超凡。于是,哪壶不开提哪壶,单刀直入“喝令”正红着脸埋头吃饭的魏群和胡中勤站起来喝交杯酒……大家笑得前仰后合,开心死了。

为逗大家一乐,我和袁光丽决定貌似曾经“暗恋”。
我“骂”魏舫“唯恐天下不乱”。不料,她居然对大家说:“李镇西当年暗恋袁光丽!”我的天,她的想象力之丰富之离奇,已经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力狂狮少帅。我也不辩白刘銮鸿,别看大家都瞎起哄:“喝交杯酒!喝!喝喝!”其实没人相信,但不过就是取乐嘛,喝就喝,我和袁光丽大大方方地举起豆奶吴硕艳,手臂绕过对方的胳臂,喝了一杯所谓“交杯酒”。完毕,我擦拭着嘴角的豆奶,对袁光丽说:“我这一辈子,这是第一次喝酒杯酒,袁光丽,我可把我的第一次给了你!”我的话,“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,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”(鲁迅《孔乙己》)

当年在农场,我可没这么开放。那时候知青之间也传闻谁跟谁“好”了,但这些传闻从来不会和我扯上半点关系。那时候我想都没朝哪方面想,因为我想的是要早日调离农村,成天到晚除了劳动就是看书,哪有精力去想那些。这还不是主要原因,最主要的原因,还是我的保守。我在这方面觉悟较晚,从来不和任何人——哪怕是最亲密的朋友,比如黄俊强、程义超、王玉彬等人——谈男女之事。我说不出口。记得有一次我所在的红星大队有一对年轻人结婚,要我给陈培英戴信说这个事(现在我完全忘记了要带什么信,为什么要给她说这个事),我碰见陈培英,结结巴巴,涨红着脸说:“他们,他们,‘那个’了!”其实,所谓“那个”指代的就是“结婚”二字,但在当时我总是不好意思说出“结婚”二字,尤其是当着女生说“结婚”,我觉得太丢人了!直到我读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去我姨妈家玩,我听见我姨妈问我母亲我“说对象”没有,我一下脸就红了,赶紧跑了出去。今天的年轻人听到这些,可能觉得我当年“有神经病”。但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。

注意,这张照片上,我(左一侧面)的右手上夹着一支香烟唐璜的回忆。我曾经吸过一口烟,当即呛晕了。从此不沾香烟。
但农场其他知青比我“勇敢”,而且还有行动。有一件事,我几次聚会都不好意思说。这里犹豫再三,不妨记下。有一次我们农场部分男知青(具体多少我记不得了,大概有十来个吧)被集中在江边一间大房屋里住,我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住那里。后来,有人(这里就不说名字了)对我说:“哎呀,李镇西,你昨天没来,昨天×××教我们大家××了秦力生!我们都舒服了惨了!”我一听就脸红了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他说的“叫交我们大家××”具体是做什么,但我隐约觉得是一件“很下流”很见不得人的事。今天看来,无非就是在那个性压抑的年代叶川的夏天,一群生机勃勃的小伙子对自己的身体的“青春发泄”而已。请农场年已六旬的男知青伙伴们原谅我今天的“泄密”,这是历史的真实,也是你们曾经真实的青春。

吃完饭,我又在茶园坐了一会儿。我说怎么没见曹远贵来,有人便打电话。不一会,曹远贵来了。见到他我感到格外亲切,当年同一寝室。他江湖味特别浓,属于农场书记眼中的“后进青年”,但其实对人特别好,尤其是讲义气。按某种“逻辑”,我和他“不同类”,但我俩恰恰是非常好的朋友。当然,更多的时候他帮助我。今天见了面,他给我展示手机上的照片,全是他冬泳的形象,他说他一年四季都游泳。我说:“看上你完全是一个小伙子嘛!”

在我寝室,曹远贵看我练字。他身后便是我的蚊帐和床。

分别时,我和曹远贵去相馆照了一张“亲切会见外宾”的合影。

今天,曹远贵给我看他手机里冬泳的照片,我一边看,他一边给我解释。
三点半,我该去赶四点十分的动车回成都了。和大家一一告别,互相约定“常来常往”,我说:“时间未老,青春不散。”
程义超特意要开车送我去火车站。其实我坐三路公交车非常方便,连出租车都不用叫。但他执意要亲自送我。张敏刚好也要回去了,便顺路搭车,也送我。火车站分别时,互道珍重。

刚才查我当年在知青农场写的日记,我是1976年12月3日离开山里的生产队到杨家知青农场报到的,最后离开农场的时间是1978年3月5日。满打满算,我在杨家知青农场也不过只呆了一年零三个月。在那之前和在那之后,我的人生有无数个“一年零三个月”,都像生命的浪花一样,一闪而过,没有在记忆中留下一点儿痕迹。但在杨家知青农场这一年多所度过的两个冬天、一个春天、夏天和秋天所构成的400来天,却深深地嵌入了我的生命。这一段记忆,就其深度、厚度和意义而言,和比如大学四年、在乐山一中任教九年、读博士三年、当校长九年等阶段的记忆,是等值的。

当年在农场写的日记,幼稚得我现在不忍卒读!
有人说,当你怀旧时说明你已经老了。其实,“老”是一个相对概念,对二十多年岁的年轻人来说我们当然是老了;但相对七八十岁的人,我们又正年轻强清霸世。怀旧与展望,是人生永恒的主题,所谓“继往开来”。记忆也是一笔人生的财富。记忆越丰满,人生越富有。当然,对共同的记忆,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。

日记里还夹着当年去农场乘船时的船票存根。
比如,如何评价中国的“知青运动”,在我看来这本来并不复杂,但现在人为地被“复杂化”了,甚至成了“敏感话题”。刚才看我尊敬的谢小庆先生的微信,他写他的同学们1967年11月16日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奔赴内蒙古大草原插队落户,这群充满改造中国、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,在途中把毛泽东一段173个字的话谱曲,创作成了一首他们唱了五十年的“青春之歌”《任重而道远》。当然,从那天到后来“文革”结束,十年间这群年轻人在大草原受到了怎样的磨砺,可能是当年他们唱《任重而道远》时所没有想到的。而知青运动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、千千万万家庭的生活以及无数青年的人生所带来的负面后果,远远大于我们现在所总结的“了解民情”“锻炼毅力”之类。我知道的,当年奔赴内蒙古、北大荒、陕北、云南等地插队的热血青年,其中有些人已经早已从某种“红色英雄主义情结”中走出,成了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和杰出的思想家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知青生活的确成了锻造他们思想成熟的“炼钢炉”。

同寝室的四兄弟即将分别:黄俊强(前排左一)和王斌(后排左二)当兵,我(前排左二)读书范争一,留下曹远贵(后排左一)独守空房。
而相比之下,我这个知青就完全不能和谢小庆、梁晓声、张抗抗他们比——就像于同为“共产党员”,现在的共产党员和三十年代的瞿秋白、钱壮飞等不能相提并论一样。我们下乡时,曾经席卷全国因而轰轰烈烈的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”已经式微。我和我在杨家知青农场的伙伴们仅仅一两年的所谓“知青生活”就快乐得多,也浅薄得多。基本上是在嘻嘻哈哈中度过的。最多相对于现在的大学生去基层实习,或将要提拔的年轻干部到基层挂职一年,甚至相当于“夏令营”式的“综合社会实践活动”。尽管如此,这毕竟是我们人生旅途中的一段特殊的经历。对我来说,读了一批杂七杂八的书,交了一帮情同手足的朋友,就是这四百天农场知青生活给我的收获。每当想起这些收获,我就坚信——
时间未老,青春不散。
2017年7月1日晚

当年,知青朋友们送我上大学。
“自鸣得意”文章,欢迎批评!
01写给每一位关注“镇西茶馆”的朋友
02别老想着“请教”别人
03追求教育的真境界
04我鄙视这样的名校
05就“于欢案”答友人十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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