沦陷的意思特稿|朱天曙·汉魏六朝:中国早期古典书论的生成及其价值-中国书法杂志

2019年01月21日   admin   78人浏览   0人评论
特稿|朱天曙·汉魏六朝:中国早期古典书论的生成及其价值-中国书法杂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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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早期书论的生成对中国历代书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在汉代至六朝时期的书论篇目中,即产生了中国书论的基本原理、审美范畴和常用品评术语,这些书论和历史上的文论、画论一起,共同构成了中国早期古典文艺学的重要内容。本文为笔者《汉魏六朝书论要义》一书的前言,对汉魏六朝早期书论中较为可靠的篇目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描述,对其基本内容作了精要评骘,着力对这些书论形成的书法研究门类、基本品评术语及文献价值进行详细考订和解析,并指出这一时期书论在中国古典文艺学中的重要意义。
汉魏六朝:中国早期古典书论的生成及其价值
朱天曙

弁言
中国古典书论肇始于汉魏之际,经过两晋时期的发展,到六朝时期,形成了成熟的书法论著,奠定了中国古典书论的基本框架。汉魏六朝时期是中国书法文人化的自觉期,书法理论是这一时期书法文人化自觉的标帜,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重视。
汉晋之际,文人思想十分活跃,三国时期曹丕《典论》作为古典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一篇专说,提出“文以气为主”“气之清浊有体”“夫文本同而末异”等思想,品评“建安七子”在文学上的成就,提出文学的价值、作家的个性与风格、文体、批评态度等问题,对后代影响甚大。西晋时期,陆机《文赋》作为文学史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论,用“赋”的形式,对各种文体与风格进行阐发,比较细致地分析了文学创作的过程,提出了文学理论史上的很多重要问题。魏晋时期形成的“玄学”,与文学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南朝时期,文学创作极盛,文学批评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。出现了梁刘勰集大成的代表著作《文心雕龙》,其体例周详,论旨精深,系统地讨论了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各体的渊源与流变,尤其是关于文学创作的讨论,揭示了艺术的基本规律和方法。汉晋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,受《七略》《汉志》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的思想影响很大,不仅使文体辨析更趋细致周密,而且各文体源流有自,对纠正当时写作体例混乱、文体不明等弊病,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。汉晋南朝的书论就在这一时期的文学环境中产生。士族书家凭借书写技艺显示个人情性,以各种书体之美表情达性。实用的书体书写与寄情雅兴渐渐分离,人们运用各种文学手段表达对书体的赞颂和对书家的评骘鉴赏,如用“赋”“表”“启”“状”等体裁描述书体特征和书法之美。书法渐而成为文人寄怀托兴的一种艺术,超越一般的技艺,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。文人在书法赏鉴活动中不断吸收文学艺术和传统哲学的品评语言,逐渐形成了一套品评书风、论述书体、讨论书艺的术语和相应观念,到两晋南北朝时期,形成了中国书学的原始概念和品评书法的基本内容。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,对这一时期书论文献的现存基本篇目及其主要内容作扼要的介绍,指出中国早期古典书论的主要价值和对后代的影响。

锺繇 墓田丙舍帖

汉魏六朝书论文献的基本篇目
现存汉魏六朝时期的书法文献,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著录,主要篇目包括:
东汉时期四篇:许慎《说文解字·叙》、赵壹《非草书》、西晋卫恒《四体书势》中著录的崔瑗《草势》及蔡邕《篆势》。唐代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卷一收录有《非草书》《草势》《篆势》三篇。
三国时期一篇:东吴皇象《与友人论草书》,《广川书跋》卷七有著录。
西晋时期四篇:《书苑菁华》卷三著录成公绥《隶书体》一卷,《晋书·索靖传》著录的索靖《草书状》一卷,《晋书·卫恒传》著录《四体书势》全文,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卷四十六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卷五十七著录卫恒《四体书势》一卷书目,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十四著录杨泉《草书赋》一卷。
东晋时期四篇: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十四著录刘劭《飞白书势》一卷,《法书要录》卷一著录王羲之《自论书》、虞龢《论书表》,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著录庾翼《与王羲之书》,张怀瓘《书断·上》和《书苑菁华》卷三著录王珉《行书状》钟浠文。
南朝时期书论十七篇。其中宋三篇:《法书要录》卷一著录羊欣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、卷二著录虞龢《论书表》,《书苑菁华》卷十八著录鲍照《飞白书势铭》;齐三篇:《法书要录》卷一著录王僧虔《论书》、王愔《文字志目》,《南齐书·王僧虔传》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十四著录王僧虔《书赋》一卷;梁十一篇:《法书要录》著录有七篇,即萧子云《论书启》、萧衍《观锺繇书法十二意》《答陶隐居书》、陶弘景《与梁武帝论书启》、庾元威《论书》、庾肩吾《书品》、袁昂《古今书评》,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十四著录三篇,即庾肩吾《谢东宫古迹启》、萧纲《答湘东王上王羲之书》、萧绎《上东宫书迹启》,《书苑菁华》卷十五著录顾野王《上玉篇启》一篇;陈一篇:《法书要录》卷二著录智永《题右军〈乐毅论〉后》。北朝时期的书论两篇:北魏江式的《论书表》和北齐颜之推的《颜氏家训·杂艺》。
除了这些现在可以看到的篇目外,历代著录汉魏六朝的佚书也有不少。如《书断》中著录东吴张弘《飞白书势》一卷,虞龢《论书表》著录西晋卫恒《古来能书人录》一卷,王僧虔《论书》著录东晋康昕《右军书赞》,《南齐书·刘绘传》著录南齐刘绘《能书人名》,《初学记》著录南齐萧子良《古今篆隶文体》,庾元威《论书》著录南齐王融图《古今杂体六十四书》,《南史·纪僧真传》著录南齐纪僧猛《飞白赋》,陶弘景《与梁武帝论书启》著录《逸少正书目录》,南朝虞龢《论书表》著录其还写有《杂势》一卷、《锺张等书目》一卷、《二王镇书定目》六卷、《羊欣书目》六卷,萧子云《论书启》言及其所著《论飞白》,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录有萧子云《五十二体书》,庾元威《论书》著录梁阮孝绪《古今文字》三卷,《述书赋》著录梁萧纶所撰《书评》等。

故宫藏宋拓《汝帖》中的崔瑗书法

汉魏六朝书论的主要内容
秦汉以来,篆、隶、草、行、真等书体不断衍变,文字数量不断增加,书写力趋简速,到了东汉末期,书体逐渐走向成熟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(简称《说文》)是这一时期文字学的代表著作,叙中论文字起源、“六书”原理、先秦至新莽文字与书法的发展。书法以文字为素材,习字为书法的初阶,习字必先识字,识字而能溯其本源,自能触类旁通。许慎创立五百四十个部首,对其形、音、义作了详细解说朴惠彬,试图说明每个字为什么要这样写,找出字形与本意的关系,阐述其构形的原理。他以为,包括古文、籀文的篆体为汉字的本源。殷墟甲骨文发现后,打破这种传统认识,通过甲骨、金文与《说文》部首互证,可对其篆形和说解作补正,有助于更好地利用《说文》。许慎在《叙》中揭示中国文字的象形意义,所谓“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”“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”。并由突出“象形”引申出“书者,如也”的理论,开启书法艺术由“形”至“意”讨论的先河。《说文》流传以后,战国至秦汉文字形体混杂的现象逐渐得以克服和纠正。全书搜集了9353个小篆及1363个重文,是最丰富最有系统的秦系文字资料,对隶楷的演化起到了指导作用。
东汉时期书法名家辈出,对文字的发展、笔画的运转和书写之美,均有自觉的认识和精深的造诣为世所尊崇。他们在笔法上或相互珍秘,或不肯轻易示人,但对书迹的颂赞、描述和欣赏,可见于这一时期的著述,如东汉崔瑗(77—142)《草势》、蔡邕(133—192)《篆势》《笔赋》、赵壹《非草书》等。
《晋书·卫恒传》全文收录卫恒《四体书势》,于叙草书源流后引录“崔瑗作《草书势》”,这是现存最早的一篇纯粹谈论书法艺术的文章,《草书势》因卫恒引用而流传于世。他指出文字的产生,也就有了书法,形象描述了草书的产生、结体、用笔、势态、呼应以及章法上的特色。如“方不中矩,圆不副规”“抑左扬右,望之若欹”“旁点邪附,似蜩螗挶技”等;又提出“志在飞移”“放逸生奇”的书法观念,将书法从再现形象的造形特征上升为由形到意的抒情艺术,标志了古典书论对艺术审美的认识逐渐走向自觉。《草书势》中“临时从宜”语,为汉末赵壹《非草书》一文所征引。崔瑗论书重“势”,故名《草书势》,后蔡邕《篆势》、卫恒《字势》《隶势》皆仿其法。其对“势”的重视来源于哲学中的“自然”“形势”的思想便携式小岛,进而转到书学上的“体势”“笔势”中,白纬玲后又发展为魏晋文论中的“气势”和“风格”。其效仿《周易》中“观物取象”的方法,借助自然物象抒发感受,把书法鉴赏时的个人情感具体地表达出来,这种意象式的批评被广泛运用到书法批评中,或状书体,或论用笔,或言书势,或赞风格,让鉴赏者通过描述,来寻求书家的意趣和创作风格。蔡邕是东汉通才的代表人物,天文、历算、音律、经学、书法无不精通,著述甚丰,据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其作品有一百零四篇,包括诗、赋、碑、诔、铭、颂、箴、表等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诔碑篇》云:“后汉以来,碑碣云起。”东汉以来流传的碑铭多为墓志铭,其文体包括散文体序和结尾的韵体诗,蔡邕传世有碑文多篇。卫恒《四体书势》谓“蔡邕作《篆势》”也是相类的著述,《篆势》也因卫恒引用而被流传。其说明篆书从象形文字而来,描述篆书字形,指出其审美价值。如“字画之始,因于鸟迹,仓颉循圣作则,制斯文体有六篆,巧妙入神”“纵者如悬,衡者如编,杳杪斜趋,不方不圆,若行若飞,跂跂翾翾”等表达了蔡邕对篆书美的理解和认识。其强调掌握篆书是理解经籍的先决条件,虽然其立足点是以弘扬经义为要,但这些认识比许慎更深入地讨论到书法的体势、运笔和情性,有重要的价值。
除《篆势》外,清人严可均辑校《全后汉文》卷六十九载蔡邕撰《笔赋》。此文描述毛笔制作、性能、功用及其表现教化的作用。《笔赋》描述早期毛笔制作工艺,是书法史上关于书写工具较早完整的记载。传世的《九势》被宋人陈思所辑《书苑菁华》第十九收录,近人沈尹默有《汉蔡邕〈九势〉释义》等详加诠解,但此篇实非蔡邕所作。
《非草书》的作者赵壹(约130—约185),著有赋、颂、诔、书、论及杂文十六篇,传见《后汉书·文苑传》。赵壹《刺世疾邪赋》是东汉讽刺文学杰出典范,他以率直锋利的语言进行直率大胆的表达,这一风格,几乎是赋体藻饰风格的对立面,其语言朴质无华,到了东汉末年,这一风格变得普遍。《非草书》为赵壹杂文,继承其写赋的这一特点,收入唐代张彦远所辑《法书要录》卷一中,列为首篇,为存世完整的早期论书之作,也是书法批评史上第一篇重要文献。他从儒家立场来看待新兴的草书和学习草书的风气,坚持文字为“经艺之本,王政之始”,指出了汉末草书已经走向非实用的艺术,全文结构严密,论述形象,证明书法在东汉后期有了自觉的表现。如果说崔瑗《草书势》是从书法鉴赏角度来讨论书法的审美本质,赵壹《非草书》则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对书法的文化属性和社会价值进行解析。
汉末西州风行草书,世人学草书如痴如狂,赵壹见此流风愈下,“反难而迟”的现象,大声疾呼要扭转这种风气。在《非草书》中,他认为各人气质、个性、才能、学问皆有特点,强调书法中天资和学问的重要,“凡人各殊气血,异筋骨,心有疏密,手有巧拙。书之好丑,在心与手,可强为哉?”此论比曹丕的“文以气为主,气之清浊有体,不可力强而致”的看法还要早数十年。秦汉以后草书兴起,应时趋捷,“务取易为易知”。杜度、崔瑗、张芝皆有超俗绝世的才华,博学余暇,游手于斯,造诣精深,时人效颦,“盖伎艺之细者耳”。他称赞这些书家的自然流露,认为其与当时矫揉造作的书写是完全不同的。
皇象是东吴极负盛名的书家,工章草。他论草书讲究笔、纸、墨的选择,认为欲见“漫漫落落”之草书,需用“精毫笔”,“滑密不沾污”之纸与“多胶绀黝”之墨,同一时期曹魏书家韦诞强调“张芝笔、佐伯纸及臣墨”是书法创作的“利器”,汉代以来以笔、墨、纸、砚为代表的书写工具不断发展和完善,因此较之于前代这一时期的书家对书写工具更为重视。运用好的工具进行书法创作自然“手调适而心欢娱”,从而收到“正可以小展”艺术效果。
晋代书论继承汉代用华美辞藻描述书法形体的表达形式,以书体为篇名和题材赞书法之美,出现了如“用笔”“流美”“书势”等概念。他们以“书体”为文学创作的对象,表明这一时期书法已经成为文人达情寄兴的技艺,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。西晋卫恒《四体书势》、成公绥《隶书体》、索靖《草书状》、杨泉《草书赋》,东晋刘劭《飞白书势》、王珉《行书状》等这一时期的书论,注重对各体书法特征的形象描述和创作活动的讨论,各种书法批评范畴也在其中得以出现和发展。
卫恒(?—291)是西晋时期著名书家,官至黄门侍郎,其父瓘,弟宣、庭,子璪、玠皆有书名。《晋书·卫恒传》全文收录了卫恒《四体书势》,分别叙述古文、篆、隶、草书的概况。全文分成四段,每段结束用韵语加以赞颂某种字体的形势。有的是他自己的撰述,有的是引前人对这一字体形势的赞颂。第一段赞颂表扬文字之“美”,如“其曲如弓,其直如弦。矫然特出,若龙腾于川,森尔下颓,若雨坠于天”。此段称为《字势》,应是卫恒所撰。第二段自周宣王史籀作大篆,叙述到汉末蔡邕历代书家承传的统绪,后录蔡邕《篆势》。第三段叙述汉魏间字体演变与书家传承,指出书体避繁趋简的现象,如“鸟迹之变,乃惟佐隶,蠲彼繁文,崇此简易”,此段为《隶势》,亦应为其自撰。第四段讨论自汉兴至章帝时期草书盛行一时的景象,文末收录崔瑗所作《草势》。
卫恒在《四体书势》中把书家的情性同自然进行有机地结合,突出“表意”在书法中的重要性。如“盖睹鸟迹以兴思也”“观其措笔缀墨,用心精专,势和体均,发止无间”“睹物象以致思,非言辞之所宣”等,都体现中国书法由“象”而转“意”的审美特征。
《隶书体》的作者成公绥(231—273)为西晋文学家,口吃而好音律,所作辞赋,为人推重。《晋书·文苑传》中有传。成公绥原有集,后散佚。明人辑有《成公子安集》,《隶书体》选自此中,《书苑菁华》卷三著录。近人余绍宋《书画书录解题》卷五评其“文甚美,真晋人吐属”。《隶书体》盛赞“隶书”一体“适之中庸,莫尚于隶”,又云“规矩有则,用之简易”“随便适宜,亦有弛张”都市花丛录,描述了隶书书法的壮观之美,文采华丽。文中还提到了“工巧难传,善之者少,应心隐手,必由意晓”的看法,可见“心”“意”已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论书范畴,是 “象”之上更高一层的审美标准。
西晋书家索靖(239—303),以其自身在书法上的实践体察草书,较崔瑗时代更为深透。《晋书·索靖传》录有《草书状》,《佩文斋书画谱》亦录。《草书状》为赋体,类似卫恒引崔瑗《草书势》,多以动物的矫健生动喻字的形和势,如用“婉若银钩”“漂若惊鸾”“虫蛇虬蟉,或往或还”来形容草书的技法和变化。唐代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十四著录此篇。
西晋杨泉的《草书赋》用华丽的语词对草书加以描述,认为“惟六书之为体,美草法之最奇”,并对杜度和皇象两位草书家加以表彰。其中如“字要妙而有好,势奇绮而分驰”“解隶体之细微,散委曲而得宜”“乍杨柳而奋发,似龙凤之腾仪”等句文采优美,形象生动。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十四也著录有此篇。
东晋刘劭博识好学,多艺能,善草隶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“庾稚恭”条注引《文字志》有传。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十四著录其《飞白书势》一篇,唐张怀瓘《书断》亦有引。《飞白书势》赞颂飞白书体,“飞白之丽,貌艳势珍”,韵文优美。其中如“直准箭驰,屈拟蠖势”“繁节参谭,绮靡循杀”等描述飞白一体的形态,辞藻华美。
东晋王珉(351—388)是王导之孙、王洽之子,唐张怀瓘《书断》中称“三世善书”都市灵医王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《王珉集》十卷,《行书状》或来源于此。《书苑菁华》卷三著录此篇。《行书状》赞颂行书一体的形态特征和艺术魅力,所谓“绮靡婉娩,纵横流离”。
又评论名家,赏鉴笔迹亚门钢太朗。此文为东晋时期专门赞赏行书之作,表明此时行书自觉的审美观念已经确立,和古文、篆书、隶书、草书、飞白等书体共同构成丰富的书体审美内容。
值得一提的是,传为东晋卫铄所撰《笔阵图》一卷也为历代所重视。卫铄(272—349),世称卫夫人,东晋女书法家皇女艾莉婕。唐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、北宋朱长文《墨池编》、南宋陈思辑《书苑菁华》卷一及明刊《说郛》均录载,但作者说法不同。《法书要录》卷一题作“卫夫人”,唐孙过庭《书谱序》“疑是右军所制”。《墨池编》题为“王羲之”,《书苑菁华》卷一题为“卫夫人”。明杨慎《书品》以为“《笔阵图》羊欣作,李后主续之。”近人余绍宋作《书画书录解题》列入伪托,很可能为南朝人所作。
《笔阵图》是最早论执笔、笔法、结字以及书法艺术实践的论著。所列七条笔阵,又称笔势,是在真、行、草书盛行以后,书写实践经验累积而产生的书论。其中,对笔墨纸砚书写工具的选择,执笔运转要领的提示,均有具体明确的阐释。对于书法,美、丑的鉴别标准,与谢赫注重骨法用笔的精神互通,所谓“善鉴者不写,善写者不鉴。善笔力者多骨,不善笔力者多肉。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,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。多力丰筋者圣,无力无筋者病”。这给后来品评南朝时期各家法书提供了品鉴的原则。
书圣王羲之(303—361)书论散见于南朝、唐朝书论文献及其尺牍中。如南朝宋羊欣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、虞龢《论书表》、南齐王僧虔《论书》等都有其论书文字混元战神。《法书要录》卷一著录的《自论书》辑录其论书言论,在唐代已经流行,是流传至今较为可靠的王羲之论书文字,或为齐梁间人从王羲之遗墨中辑出,如“吾书比之锺张当抗行”“张草犹当雁行”,又“寻诸旧书,惟锺、张故为绝伦,其余惟是小佳”句在宋虞龢《论书表》中曾经引及,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中亦存此类论书语。
王羲之书论,极重“精作”与“书意”的结合,《自论书》中既有“吾尽心精作亦久”,又指出“须得书意转深,点画之间,皆有意,自有言所不尽,得其妙者”,这和《兰亭序》中所说的“因寄所托”“取诸怀抱”的思想是一致的,能体现其论书要旨。传为王羲之《题卫夫人〈笔阵图〉后》《书论》《笔势论十二章》《用笔赋》《记白云先生书诀》等流传颇广,虽多不可靠,仍有文献价值。
南朝士大夫承“二王”遗绪,对书法有特殊爱好,书学论著渐而盛行,尤其对前代书家的成就高下,厘定品级,藻鉴精审,成一代风尚。此时文学如锺嵘《诗品》、绘画如谢赫“六法论”也有共同趋向。南朝皇帝亦多笃好书法,内府收藏既丰,君臣随时相与观赏讨论,或从整理内府收藏编目而后上表说明各家书法成就,或应诏旨陈述自己对前代书法的观感,渐渐建立起书法品评的标准。这一时期书学论著很多,著名的如羊欣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、虞龢《论书表》、王愔《文字志》三卷、王僧虔《论书》、萧衍《观锺繇笔法十二意》、陶弘景《与梁武帝论书启》、庾肩吾《书品》、袁昂《古今书评》等。
南朝宋羊欣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篇目最早见于南朝梁萧子显《南齐书·王僧虔传》,称王僧虔“又上羊欣所撰《能书人名》一卷”,据宋虞龢《论书表》最后有“臣见卫恒《古来能书人录》一卷,时有不通,今随事改正,并写诸杂势一卷”。是书或经卫恒、羊欣、王僧虔诸人先后辑录加工而成。虞龢《论书表》、庾肩吾《书品》、张怀瓘《书断》中有羊欣论书佚文。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一卷为史传,卷首有王僧虔奉敕进呈一启,采录自秦丞相李斯、赵高至东晋后期王献之、王珉能书者凡六十九人,条列书家籍贯、朝代、师承、擅长何种书体、书事等,叙事简练,为书家小传之最早者。此书的价值还在于:他继承了汉魏以来人物品藻的风气,开启了书家品评之风,对后代影响深远。如论师宜官“尝诣酒家,先书其壁,观其云集,酒因大售。俟其饮足,削书而退”,论张芝“高尚不仕,善草书,精劲绝伦。家之衣帛,必先书而后练;临池学书,池水尽墨”,把书家的个性品格与书风相结合。又提出“骨势”“媚趣”“肥瘦”“精熟”等具有审美内涵的范畴,体现中国书法“书如其人”的深刻内涵。
《论书表》作者虞龢为南朝宋余姚人,官中书侍郎。刘宋明帝时,奉诏与巢尚之、徐希秀、孙奉伯共同搜访“二王”书迹。事成后于泰始六年(470)上《论书表》。表中叙述东晋、刘宋时期的书法事迹,如“二王”的书法事迹,谢安与王献之关于“二王”父子书法的对话,“二王”书法流传真伪,当时搜访名迹情形,“二王”书法的收藏、刘宋内府所藏前代法书的情况以及书家讲究的纸墨笔砚等。表内对当时书法状况作全面记录,有书史的性质。其中如论锺、张、“二王”“同为终古之独绝,百代之楷式”,“二王”“父子之间又为今古”,“子敬穷其妍妙,固其宜也”等具有史家眼光,评骘精当。
南朝宋齐时王愔善草书,著有《文字志目》,《法书要录》卷一收录此目,原书未见。现存《文字志目》除《法书要录》本外,还有《墨池编》本、《书苑菁华》本等。《文字志目》分三卷,上卷目为古书三十六种,后标注古今字学名家数量;中卷目标秦、汉、吴书家人数,列举人名;下卷目标魏、晋书家人数,列举人名。涉及书家有张芝、锺繇、王导、谢安、王羲之、王献之等人。《文字志目》所录书体包括草书、古文篆、行书、楷书、缪篆、隶书、小篆、署书、殳书等,是现存较早的书体著作,后有“古今小学三十七家,一百四十七人”与“书势五家”,极见其重文字之学与书体的关联,并注意到魏晋书势论的传统。因此,《文字志目》是了解南朝之前书体和书家的重要目录文献。
南朝齐王僧虔(426—485)善书,其《论书》一篇为王僧虔答竟陵王子良书启,叙古今善书人,加以评议。此篇最早见于南朝梁萧子显《南齐书·王僧虔传》,《法书要录》卷一、《书苑菁华》卷十一均有著录,但文字略异。《论书》上自汉魏张芝、锺繇,下及南朝刘宋孔琳之等,共评论书家三十八人夏宗琼,凡三十条。王僧虔在《论书》中重笔力,强调“字体”与“笔势”两者的统一。如论王珉“笔力过于子敬”,张芝、索靖、韦诞、锺会、“二卫”“惟见笔力惊异”,评杜度“杀字甚安而笔体微瘦”,评崔瑗“笔势甚快,而结字小疏”。书中还常提到“能”“妙”两字,称谢安、谢灵运“能流”,谢静、谢敷“能境”,锺繇之书“谓之尽妙”,孔琳之“未得尽其妙”,体现王僧虔论书家之独到品格。
王僧虔还有《书赋》一篇,南朝梁萧子显《南齐书·王僧虔传》记录篇名,唐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十四著录。《书赋》受晋代陆机《文赋》的影响,既有“情凭虚而测有,思沿想而图空”创作准备的讨论,又有“心经于则,目像其容,手以心麾,毫以手从”创作过程的描述。作品要做到“风摇挺气,妍孊深功”,体现“迹乘规而骋势,志循检而怀放”的统一。此书阐发了书家创作的规律和特点,明确“情”“思”的主导作用,总结了书法创作的若干特征,开孙过庭《书谱》之先导。
正如文学史学者研究指出的那样:“萧梁王朝代表了南朝文化成就的最高点。它的特点是一种异常健旺蓬勃的文化精神,强烈的文学史意识,对整理和诠释传统并进行创新的自觉的渴望。”梁武帝萧衍(464—549)开启了南朝时期论书的新风气。萧衍善书,工草、隶、虫篆诸体,所撰《观锺繇笔法十二意》为论书专文,见于《法书要录》卷二,前一部分论笔法十二意,即“平,谓横也;直,谓纵也;均,谓间也;密,谓际也;锋,谓端也;力,谓体也;轻,谓屈也;决,谓牵掣也;补,谓不足也;损,谓有余也;巧,谓布置也;称,谓大小也。”后一部分论张芝、锺繇、“二王”书法,提出“字外之奇,文所不书”的主张,即书法之趣,常在笔墨蹊径之外。又以锺繇和王献之为例最萌同居关系,以“古肥”与“今瘦”论之,指出“古今既殊,肥瘦颇反”,这是从书法发展规律的角度进行讨论。六朝人学书多宗法王献之,梁武帝以为王羲之学锺繇,而不提锺繇,王献之学王羲之,亦未提王羲之,特以锺繇书法十二意来讨论,愿学书者多取法乎上。所论“子敬之不迨逸少,犹逸少之不迨元常”在当时推重王献之的风气中有矫正之功,他提倡锺、张古法与王羲之书风,为唐人尊羲抑献之先河,有重要的书史意义。
梁武帝又有《答陶隐居书》一篇,论法书真伪的鉴定和运笔结字的原理。主张书法要合乎规矩,“适眼合心”“肥瘦相和,骨力相称”。以为骨肉气势诸端,终归于“习”。他说:“程邈所以能变体,为之旧也。张芝所以能善书,工之积也。”梁武帝论书重工夫、重规矩,一方面体现了梁代重形式完美和人工雕饰,另一方面也是矫正魏晋玄学、弘扬儒道的体现。
南朝梁时陶弘景(约456—536)是一位著名的道教隐士,与梁朝皇室关系密切。《与梁武帝论书启》共五篇,为陶弘景写给梁武帝的书信,涉及法书鉴定和创作心得等内容,唐人统称为《论书启》,是最早关于书法鉴定的专文。文中对“二王”书法的鉴定,和对张芝、锺繇、“二王”书法的比较,均有个人见解。如论《乐毅论》云“书乃极劲利,而非甚用意,故颇有坏字”,又论“元常老骨,更蒙荣造;子敬懦肌,不沉泉夜。逸少得进退其间,则玉科显然可观”,这些书论均有见地。
书法品藻最早、最系统严密的规范著作,当数南朝的梁庾肩吾(487—551)的《书品》。它与锺嵘《诗品》、谢赫《画品》一起成为南朝诗书画品评的重要作品。《书品》又名《书品论》,以善真、草二体者,举汉至南朝齐梁128人(实为123人),分为三等九品类例而评论其优劣。前有总论,各品有分论,末尾总结数语。其篇首引言叙述字体沿革,后以“天然”“工夫”分“上之上”三人,张芝(伯英)、锺繇(元常)、王羲之(逸少);“上之中”五人,崔瑗(子玉)、师宜官、王献之(子敬)、杜度(伯度)、张昶(文舒);“上之下”九人:索靖(幼安)、皇象(休明)、卫瓘(伯玉)、梁鹄(孟皇)、胡昭(孔明)、荀舆(长胤)、韦诞(仲将)、锺会(士季)、阮研(文几)。每一品级,先列书家名字,再品藻论书。如记张、锺、王三家最有代表性:“张工夫第一,天然次之,衣帛先书,称为草圣;锺天然第一,功夫次之,妙尽许昌之碑,穷极邺下之牍;王工夫不及张,天然过之。天然不及锺,工夫过之。”庾肩吾以“工夫”和“天然”为论书标准,以上、中、下分品评等级,开后代神、妙、能品评的先河,也是汉魏以来人物品藻之风在书论上的反映。也为唐代李嗣真《书后品》、张怀瓘《书断》、宋代朱长文《续书断》、清代包世臣《国朝书品》等后来的品藻类书论专著树立了典范。
南朝梁袁昂于普通四年(523)奉敕所著《古今书评》一卷,品评古今能书者从秦汉到两晋时期二十五人,用魏晋人物品藻的方式比拟,加以评论,以才士、佳人、仙人、舞女、贵胄、寒乞、龙、虎、鹏、鸷、凤、飞鸿种种动静仪态,来描述各人书法的风神,使书法具有生命活力的动势,进而寻绎出美恶的标准。如论王右军书,“如谢家子弟,纵复不端正者,爽爽有一种风气”;王子敬书,“如河洛间少年,虽有充悦,而举体沓拖,殊不可耐”。二十五人中,以张芝、锺繇、王羲之、王献之,称为“四贤”。末附普通四年书启为品评书家文字。这种直观、具体、形象的评论方法,对于揭示书法审美和书家的个性有重要意义。
南朝陈至隋代的僧人智永为王羲之七世孙,其《题右军〈乐毅论〉后》一篇《法书要录》卷二著录,此篇为其论王羲之正书之心得。智永于南朝陈天嘉年间(560—566)始见《乐毅论》,隋初藏于己手,遂得以详览王羲之正书精妙处以为此书“留意运工,特尽神妙”。智永曾有多种真草《千字文》传世,秀润圆劲,发其旨趣,对于传承王羲之书风,贡献极大。
除上述重要书论外,南朝时期的书论还有如南朝宋鲍照《飞白书势铭》、梁顾野王《上玉篇启》论书体;梁庾元威《论书》论书史;南朝梁萧子云《论书启》、萧纲《答湘东王上王羲之书》、萧绎《上东宫古迹启》品评书艺等。北魏江式《论书表》论字体演变,北齐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杂艺》论当时字法使用情况,均为现存早期书论文献中的重要内容。

蔡邕 熹平石经拓本(局部)

汉魏六朝书论的主要价值
汉魏六朝书论是中国书学史的开创时期,奠定了后代书论的基础,其主要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1.古代书论著述的门类基本形成
书法史上的第一部书法丛书为唐代张彦远的《法书要录》,辑录了汉代以来至唐代的书论著作,大体以时间为序,未作专门分类。宋代朱长文《墨池编》根据书论的内容分成八类,包括字学、笔法、杂议、品藻、赞述、宝藏、碑刻、器用。宋陈思《书苑菁华》把书论按文体分为三十二类,分别为书法、书势、书状、书体、书旨、书品、书评、书议、书估、书断、书录、书谱、书名、书赋、书论、书记、书表、书启、书笺、书判、书书、书序、书歌、书诗、书铭、书赞、书叙、书传、书诀、书意、书志、杂著。汉晋六朝时期的书论,每一篇的内容或长或短,或单一或综合,总体来看,这一时期的书论文献可包括文字书体、书法历史、书法批评、书法理论、书写技法、书法鉴定、书法著录等内容,奠定了后代书论著述的基础。
前面提到,我国最早的字典东汉时期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在《叙》中对“六书”作了解释,指出其是构成汉字的基本原理,揭示了汉字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刘泉铨,还叙述了先秦至新莽时文字和书法的发展史,批评了当时人不懂古文,穿凿附会,解释经义。这篇叙文是研究先秦两汉文字学和书体的珍贵文献。东汉还出现了歌颂毛笔的《笔赋》和以“书体”为题的《非草书》。到了魏晋南朝时期,赏鉴书体的文章则更为流行。如西晋成公绥《隶书体》、杨泉《草书赋》、索靖《草书状》、东晋刘劭《飞白书势》、王珉《行书状》、南朝鲍照《飞白书势铭》等。这类书论,把“书体”作为审美的内容,赞美不同书体的形态,还通过对书体的赞美肯定书法家在书法创作中的创造力。在中国古代文论中,不重视描写人物,而重视描绘自然景物,以期在抒情写景时达到情景交融。古代诗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,大抵都是从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角度来讨论的,这一现象是我国古代前中期文论的一个特点,在早期“书体”的文学创作中也是如此。
一部书法史,是书法家创造书风的历史,两晋南朝时期的书论有一类即是讨论书法历史和书家书风的。西晋卫恒《四体书势》中的四篇序叙述“四体”的源流,记叙书法的传承、流派和书家书风,以书体为内容,讨论各体发展的历史。卫恒讨论的古文、篆书、隶书、草书大体体现了这一时期书家对书体演变的认识。虞龢《论书表》保存了东晋、南朝时期的诸多史料,为研究早期书法提供了珍贵的文献。此外羊欣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记叙了从秦代李斯到东晋王珉69人,对他们的取法、师承、书体、逸事作了记录,是一部从秦至东晋的书法简史。
汉晋南朝时期,不仅出现了如西晋卫恒《四体书势》这样赞美书体而有书法批评性质的文献,还出现了较为完整的书法批评著作,主要集中在南朝时期。如王僧虔《论书》、萧子良《答王僧虔书》、梁武帝《观锺繇书法十二意》、袁昂《古今书评》、萧子云《论书启》、庾肩吾《书品》、萧纲《答湘东王上王羲之书》、萧绎《上东宫古迹启》等,这些批评,或重鉴赏,或重书风比较,或重个人体验识断,方法不尽一致。最值得提的是,南朝梁庾肩吾的《书品》自成系统,借用“九品官人法”的品评方法来确定历代书家的等级,品藻书家的优劣,在书法批评著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。如梁庾肩吾《书品》中就有“敏思藏于胸中,巧意发于毫铦”提到书法创作中“敏思”和“巧意”,“胸中”和“毫铦”的辩证关系,对书法艺术进行理论概括。南齐王僧虔《书赋》提出的“迹乘规而骋势,志循检而怀放”重点强调了书法创作与个性的关系,总结书法形态与风格的特征,认为书家要达到“沉若云郁,轻若蝉扬;稠必昂萃,约实箕张,垂端整曲,裁邪制方”的理想境界。他把“心”“气”“形”“情”“思”“迹”“志”等概念运用到书法理论中,大大丰富了书法理论的内涵。
书写技法是书法独立成为艺术的核心内容,是人们在长期的书写实践中逐渐形成和总结出来的书写方法和规则。南朝梁武帝《观锺繇书法十二意》中,总结出锺繇书法的技法内容,其中包括:“平,谓横也;直,谓纵也:均,谓间也;密,谓际也;锋,谓端也;力,谓体也;轻,谓屈也;决,谓牵掣也;补,谓不足也;损,谓有余也;巧,谓布置也;称,谓大小也。”这些技法要领,包括用笔、字形、结构、章法等内容,涉及到书写技法的基本原理。在《答陶弘景书》中,他还提到:“运笔邪则无芒角,执手宽则书缓弱”讨论执笔问题,“点掣短则法臃肿,点掣长则法离澌。画促则字势横,画疏则字形慢”讨论用笔和笔势问题。“拘则乏势,放又少则。纯骨无媚,纯肉无力”讨论笔力问题。“少墨浮涩,多墨笨钝”讨论用墨问题。“抑扬得所,趣舍无违;值笔廉断,触势峰郁;扬波折节,中规合矩;分间下注,浓纤有方,肥瘦相和,骨力相称”讨论书法技法之美。这些书写技法原则的概括和提炼,在这一时期的书论中已有体现。
南朝时期,著录书法藏品的著述也开始出现。虞龢《论书表》详细记载了南朝宋内府法书藏品的数量、装裱和流传情况,还分类抄录《二王镇书定目》六卷、《羊欣书目》六卷、《锺张等书目》一卷,是文献中所见早期的书法目录。智永《题右军〈乐毅论〉后》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书法著录。
南朝时期,梁武帝与陶弘景关于法书的讨论还涉及书法鉴定的内容。陶弘景《与梁武帝论书启》、梁武帝《答陶隐居书》用书信的方式讨论内府的法书藏品,他们依据书迹的时代特征、书家风格等对法书交换意见,为后代鉴定法书提供了重要文献。
汉魏六朝时期的书论文献,内容复杂,有些书论如虞龢《论书表》,既有书史的内容,也有鉴定和著录法书的内容,萧衍《观锺繇书法十二意》既是书法批评,又讨论技法,很难归类,我们只能根据文献的主体内容进行大体归类,凸现其学术价值。
2.古代书学重要概念术语的出现和运用
两晋以来,随着书法创作活动的活跃和文学、哲学的发展,书论具备了一套基本而稳定的术语和概念系统,或抽象加以概括,或以自然物象加以描述,或以感性经验进行描述,这类词汇运用到书法中时,赋予了新的内涵,象征和概括了书法艺术的某种特征。现列举这一时期出现的较有代表性的品评语汇加以分析。
东汉崔瑗《草势》、蔡邕《篆势》都以“势”来论书。晋卫恒《四体书势序》亦用“书势”一词。古人论“法”之前,先讨论“势”。所谓“势”,指字体与用笔的顺势,自然而然形成的贯通,是字体形成的开始,也是用笔之法的内在必然。不同书体有不同的书势,也有各自特定的内涵。书写者按笔顺写出字形,笔画的结构、形态显示其特有的“势”,“笔”有用笔之“势”,“字”有结构之“势”,整篇相互生发,形成整体之气象、气势。书家作书,点画皆求笔势。西晋书论中已经开始讨论“势”:“(梁)鹄谓(邯郸)淳得(王)次仲法,然鹄之用笔,尽其势也。”“崔氏(瑗)甚得笔势。”“字要妙而有好,势奇绮而分驰。”南朝书论中,关于“势”的描述更多:“字势发于仓、史……若探妙测深,尽形得势。”“萧思话书走墨连绵,字势倔强……(薄绍之书)挥毫振纸,有疾闪飞动之势。”“拘则乏势。”
书家作书,重在有“势”。从上述书论看出,“势”是和字形、速度、连贯、性格等因素相关联的最初的力量,沦陷的意思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笔法生成与表现的意象所在。
《周易》中提出“立象以尽意”后,经过文人的发挥,“意”成为哲学和文学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。西晋时期的书论中出现了以“意”来论书的概念,和“象”相对应:“工巧难传,善之者少,应心隐手,必由意晓。”“科斗鸟篆,类物象形。睿哲变通,意巧兹生。”南朝时期,以“意”论书,超越了对“象”的关注:“锺会书字,十二种意,意外殊妙,实亦多奇小故事大启发。”“手随意运,笔与手会,故益得谐称。”“逸少学锺繇书,势巧形拙,及其独运,意疏字缓。”“张澄书,当时亦呼有意。”
“意”与“法”,“心”与“手”,是中国古代书论中的重要范畴。点画之间除了技法上的表现,而能传达言所不尽的“意”,这是西晋至南朝时期书论对书法由技入道,由手及心的认识,注重内心感受和人性的陶冶。
“骨相”一词,早在汉代王充《论衡》中就有《骨相篇》,指出“非徒命有骨法,性亦有骨法”。汉魏南朝时期,品藻人物亦多以“骨气”而论,后引入到书画品评中。东汉赵壹把人的“气血”“筋骨”和“巧拙”“好丑”的书法联系在一起讨论:“凡人各殊气血,异筋骨,心有疏密,手有巧拙。书之好丑,在心与手,可强为哉?”西晋时期的卫瓘,以“骨”与“筋”直接论书法风格:“我得(张)伯英之筋,(卫)恒得其骨。”南朝时期以“骨”论书的文献更为丰富:
羊欣云:“胡昭张芝骨,索靖得其肉,韦诞得其筋。”
王献之,晋中书令,善隶、稿,骨势不及父,而媚趣过之。
纯骨无媚,纯肉无力……肥瘦相和,骨力相称,婉婉暧暧,视之不足,稜稜凛凛,常有生气,适眼合心,便为甲科。
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,形容虽未长成,而骨体甚骏快……蔡邕书骨气洞达崔二侉子,爽爽有神。
书论上的“骨”一词,与“筋”“肉”“力”“气”“体”等词并用,既指其笔力、形态之美,又赋予其精神内质,是古代早期书论中重要的品评用语。羊欣、王僧虔把“骨”和“媚”来对举,其内涵涉及“文”与“质”的范畴。“质”指的是“骨力”,“文”指的是“妍媚”。传王羲之《用笔赋》所说“藏骨抱筋,含文包质”,强调“骨”和“筋”、“文”和“质”的统一。在文论上,锺嵘《诗品》评曹植“骨气奇高,辞采华茂”,把“骨”的内涵扩展到风格与内容上。南朝齐谢赫《古画品录》中有“六法”之论,其中第二“骨法用笔”亦有同样的含义,是用笔上的力感和壮气。徐复观认为《世说新语》卷中之下《赏誉》论“羲之风骨清举也”,《品藻》第九论“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”等,是形容某一人由一种清刚的性格而形成清刚而有力感的形相之美,当时把用在人伦鉴识上面的语汇转用到文学、艺术上面。《文心雕龙?风骨》篇之“骨”也是由此而生,所谓“结言端直,则文骨成焉”。文学、书画上的“骨”和其人都是密切相关的。
“力”是和“势”“骨”相连的一个词汇,书法品评中多强调在笔画中体现力度,南朝时期,“笔力”一词多用来讨论书法优劣:
孟皇(皇象)功尽笔力。
《大师箴》小复方媚,笔力过嫩,书体乖异。
亡从祖中书令珉,笔力过于子敬……张芝、索靖、韦诞、锺会、二卫,并得名前代,古今既异,无以辨其优劣,惟见笔力惊异耳……孔琳之书,天然绝逸,极有笔力,规矩恐在羊欣后。萧思话全法羊欣,风流趣好,殆当不减,而笔力恨弱鞠尚宜。谢综书,其舅云:“紧洁生起,实为得赏。”至不重羊欣,欣亦惮之。书法有力,恨少媚好。
这些关于笔力的讨论,强调笔画内在之力,也是书法风格差异之所在。“力”一词,在南朝时期,常常和“骨”“势”合在一起,体现书法之美。如梁武帝论书用“骨力相称”,庾元威《论书》“骨力婉媚”,陶弘景论书“势力惊绝”,这些都是由书法形态之力美产生的词义,丰富了品评语汇的内涵。
西晋时期,卫恒《四体书势?草书序》中论杜度草书时有“书体微瘦”一语,“瘦”字已经用来品评书法。南朝时期,“肥”“瘦”“古”“今”多用于品评书法:“胡(昭)肥而锺(繇)瘦。”“元常谓之古肥,子敬谓之今瘦。今古既殊,肥瘦颇反,如自省览,有异众说。张芝、锺繇,巧趣精细,殆同机神。肥瘦古今,岂易致意?”“肥”和“瘦”本是身体外形的表述,用于书法上,突出了字形之异处,又和“古”“今”结合在一起,形成“古肥”“今瘦”的说法,用于比较书风的变化,赋予了“同体异形”和审美上的意义。虞龢《论书表》中的“古质而今妍,数之常也;爱妍而薄质,人之情也”,这种“缘情”而求妍美,不重字内含蓄笔力,是南朝宋、齐时王献之书法地位超越王羲之的时代风气使然。到了梁武帝时期这种风气才有所变化,由妍而复质,返古而归真。其中的“质”和“妍”和上面提到的“质”和“文”一样也是讨论书风之变的重要语汇,在古代书论中一直被沿用,唐孙过庭《书谱》中曾以“质以代兴,妍因俗易”语论之。
南朝人物品藻风气反映在文艺上,文学以“初发芙蓉”比“错彩镂金”,书论上则以“天然”与“工夫”作为评鉴标准,出现专门词汇。“天然”是魏晋名士阮籍所说的“自然”,是先天的融天地万物之美,超脱俗世之美,非人力之所能成。“工夫”是后天的,是书家必备的基本能力和技能的积累。王僧虔《论书》载:“宋文帝书,自谓不减王子敬。时议者云:“天然胜羊欣,功夫不及欣。”
“孔琳之书,天然绝逸,极有笔力。”王僧虔论书是首重天然之美的。虞龢《论书表》载羊欣评张芝书云“张字形不及右军,自然不如小王”,亦强调天然在书法中的重要性。庾肩吾《书品》曾比较张芝、锺繇、王羲之三人的书风:“张工夫第一,天然次之,衣帛先书,称为草圣;锺天然第一,功夫次之,妙尽许昌之碑,穷极邺下之牍;王工夫不及张,天然过之,天然不及锺,工夫过之。”
庾肩吾运用“天然”和“工夫”一对论书品评语汇,把这列为“上之上”品的三位书家作了比较,张芝以工夫胜,锺繇以天然胜,王羲之在“工夫”与“天然”之间,求得中和之美。
除上述重要品评词汇外,汉魏南朝时期还出现许多有价值的品评用语,如东汉时期的“神”“妙”“善”“好丑”“工拙”,西晋时期的“方圆”“规矩”“绝势”“工妙”“磥硌”“势和体均”“异体同势”,东晋时期的“壮杰”“精熟”“精密”,南朝时期的“筋”“骨”“妍妙”“楷式”“体势”“惊觉”“尽妙”“绵靡”“凌厉”“劲媚”“鲜媚”“精新”“精巧”“委曲”“臃肿”“浓纤”“沓拖”“体用”“绵密”“雄赡”“遒越”“意疏字缓”“势巧形密”“宛转妍媚”。此外,这一时期也产生的学用类术语在后代书法理论中也时有出现,如东汉时期的“振波扬撇”“轻笔内投”“抑左扬右”“绝笔收势”,西晋时期的“抵”“押”“拂”“振”“按”“挑”“横”“纵”“牵”“绕”“抑扬”“结体”“作文”“毫芒”“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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